明代文學流派。弘治、正德年間，李夢陽、何景明針對當時虛飾、萎弱的文風，提倡復古，他們鄙棄自西漢以下的所有散文及自中唐以下的所有詩歌，他們的主張被當時許多文人接受，于是形成了影響廣泛的文學上的復古運動。除李、何之外，這個運動的骨干尚有徐禎卿、康海、王九思、邊貢、王廷相，總共七人。為把他們與后來嘉靖、隆慶年間出現的李攀龍、王世貞等七人相區(qū)別,世稱“前七子”。他們的文學觀的共同點是,強調文章學習秦漢，古詩推崇漢魏，近體宗法盛唐。

　　前七子的文學主張，有其進步意義和積極作用。明初制定和推行的八股文考試制度，使許多士子只知四書五經、時文范本，不識其他著作。而充斥當時文壇的多是“臺閣體”、“理氣詩”。前者是粉飾現實、點綴太平的無病呻吟,“陳陳相因,遂至□緩冗沓，千篇一律”（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）；后者確為“擊壤打油，筋斗樣子”（朱□尊《靜志居詩話》），迂腐庸俗，詩味索然。李夢陽等人面臨這種情況，首倡復古，使天下復知有古書，使人們注意學習情文并茂的漢魏盛唐詩歌，這對消除八股文的惡劣影響、廓清萎靡不振的詩風，有一定功績。

　　前七子提倡詩必盛唐,有其文學淵源。早在宋末,嚴羽已主張學詩應“以漢、魏、晉、盛唐為師，不作開元、天寶以下人物”(《滄浪詩話·詩辯》)。盛唐詩人，尤其是杜甫,諸體詩已完全成熟,一向是宋、金、元的一些有識之士的學習對象,效果可觀。到了明初,林鴻、高□就正式以盛唐相號召。林鴻的《鳴盛集》專學盛唐，高□編輯的《唐詩品匯》將盛唐詩列為唐詩的正統。而前七子的文學主張正是這種傳統的必然發(fā)展，并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稍加理論化、系統化。

　　前七子在文必秦漢、詩必盛唐總的思想指導下，在一些具體的文學見解上彼此仍存在著某些分歧。李、何之爭正是其表現。雖然他們都認為詩文之法來自秦漢盛唐，但在摹擬方法上則稍有不同。李夢陽的擬古，提倡句模字擬,強調“開闔照應，倒插頓挫”的成法,要“刻意古范”，“獨守尺寸”；而何景明則主張擬古要“領會神情”，“不仿形跡”，應該做到“達岸舍筏，以有求似”，最終不露模擬的痕跡。由此可見，前七子倡導復古,并非完全是食古不化,他們中有些人也在思考、探索，只是沒有達到以復古求創(chuàng)新的高度。李、何之爭雖不免夾雜意氣用事成份，但也推動李夢陽此后的自我反省。他晚年在其《詩集自序》里承認己詩“情寡詞工”，對過分強調“刻意古范”有追悔之意。另外，徐禎卿在《談藝錄》里論詩，重情貴實，主張“因情立格”，亦與李夢陽的看法有所區(qū)別。

　　前七子多是在政治上敢與權臣、宦官作斗爭的人物。盡管他們詩文創(chuàng)作成就不等，但均有一些面對現實、揭露黑暗的作品。如李夢陽、何景明的《玄明宮行》、王九思的《馬嵬廢廟行》、王廷相的《西山行》等，都是表現宦官專權及譏刺他們橫行不法、驕橫淫逸的題材，頗切中時弊。

　　前七子力倡復古，影響甚巨。弘治以來明人匯刻的《唐百家詩》（朱警輯刻）、《唐十二家詩》（張遜業(yè)輯刻）、《唐詩二十六家》（黃貫曾輯刻）、《廣十二家唐詩》（蔣孝輯刻）等選本，大多只收中唐以前詩歌，可見當時風氣之一斑。前七子也是后七子的前導，使文學復古運動在明代長達百年之久。

　　但是，前七子中一些人過分強調了從格調方面刻意模擬漢魏、盛唐詩歌，甚至將一些結構、修辭、音調上的問題視為不可變動的法式，鼓吹“夫文與字一也。今人摹臨古帖，即太似不嫌，反曰能書。何獨至于文，而欲自立一門戶邪？”（李夢陽《再與何氏書》）這就否定了文學應有獨創(chuàng)性,也否定了創(chuàng)作的現實生活根源,以致發(fā)展到后來模擬成風，萬口一喙。嘉靖初，詩人薛蕙與楊慎論詩，就認為“近日作者，模擬蹈襲，致有拆洗少陵,生吞子美之謔”（錢謙益《列朝詩集小傳》）,很有識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