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代嘉慶以后的重要詞派。康熙、乾隆時期，詞壇主要為浙派所左右。浙派標舉南宋，推崇姜（夔）、張(炎),一味追求清空醇雅,詞的內容漸趨空虛、狹窄。到了嘉慶初年,浙派的詞人更是專在聲律格調上著力,流弊益甚。常州詞人張惠言欲挽此頹風,大聲疾呼詞與《風》、《騷》同科，應該強調比興寄托，反瑣屑□□之習，攻無病呻吟之作。一時和者頗多，蔚然成風，遂有常州詞派的興起，后經周濟的推闡、發展，理論更趨完善，所倡導的主張更加切合當時內憂外患、社會急速變化的歷史要求。其影響直至清末不衰。

　　常州詞論始于張氏編輯的《詞選》。其書成于嘉慶二年(1797),所選唐、宋兩代詞，只錄44家，160首。與浙派相反，多選唐、五代，少取南宋，對浙派推尊的姜夔只取3首、張炎僅收1首。雖失之太苛，但其選錄的辛棄疾、張孝祥、王沂孫諸家作品，尚屬有現實意義之作，說明詞在文學上并非小道，以印證張惠言在《詞選序》里所申明的主張。他竭力推尊詞體，援引《說文》“意內言外”來論述,指出詞作近于“變風之義、騷人之歌”，用“敷衍古體以自貴其體”(謝章鋌《賭棋山莊詞話》)，抬高詞的歷史地位。張氏比較注意詞作的內容，能尋繹詞作“感物而發”、“緣情造端”的意旨,剖析詞人“低徊要□”的寄托用心。由此出發，他批評了柳永、黃庭堅、劉過、吳文英諸家詞作是“蕩而不反,傲而不理,枝而不物”，可見其持論之嚴。但他亦有過分尋求前人詞作的微言大義而流于穿鑿附會的弊病。比如解說溫庭筠《菩薩蠻》“小山重疊金明滅”，是“感士不遇也，篇法仿佛《長門賦》”，還認為“照花四句，《離騷》初服之意”。這種無根臆說曾遭到王國維的譏議。他又勇于立論，疏于考史。對一些詞作的解釋有失實之處。盡管如此,張氏強調詞作比興寄托,較之浙派追求清空醇雅，顯然在格調上高出一籌。張惠言的同調者有張琦、董士錫、周濟、惲敬、左輔、錢季重、李兆洛、丁履恒、陸繼輅、金應□、金式玉等人，彼此鼓吹，聲勢大盛。

　　其中周濟最為突出。他撰定《詞辨》、《宋四家詞選》，“推明張氏之旨而廣大之”（譚獻《篋中詞》卷三）,但他并不囿于張氏的立論,“論詞則多獨到之語”（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），深化了張氏詞論。周濟在張氏推尊詞體的基礎上，著重提倡詞要有“論世”的作用。他認為“感慨所寄，不過盛衰：或綢繆未雨，或太息厝薪，或己溺己饑，或獨清獨醒，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，莫不有由衷之言。見事多，識理透，可為后人論世之資。詩有史，詞亦有史，庶乎自樹一幟矣”（《介存齋論詞雜著》）。這就證實了張氏提倡比興寄托的內容，要求詞作能反映現實生活，發揮其社會功能，而不僅僅是個人情思的抒寫，實為有識之見。另外，周濟還指明了詞作如何寄托的門徑，提出了“詞非寄托不入，專寄托不出”之說，并且以精麗的語言，描繪了詞人在“觸類多通”以后，“驅心若游絲之□飛英，含毫如郢斤之□蠅翼”(《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》)的構思、創作過程，使“萬感橫集,五中無主”的濃郁感情通過“鋪敘平淡,摹繢淺近”（同前）的藝術形象體現出來，所論也較精辟。但他實際品評詞作時，與其立論常有矛盾齟齬之處。從他早年所著《詞辨》僅存的“正、變”兩卷來看，把周邦彥9首、史達祖 1首、吳文英5首遣興、詠物、應歌之作，劃為“正”體，而將26(李煜^李煜)9首、辛棄疾10首、陸游1首列在“變”體,就令人難以索解。晚年所著《宋四家詞選》，以周邦彥、辛棄疾、王沂孫、吳文英四家分領一代。并主張“問涂碧山（王沂孫），歷夢窗（吳文英）、稼軒（辛棄疾），以還清真（周邦彥）之渾化”，雖想博觀約取，仍不免囿于“婉約”一派。

　　常州派詞人對于創作，態度比較嚴肅。比如張惠言〔木蘭花慢〕《楊花》和周濟〔蝶戀花〕“柳絮年年三月暮”,遣詞精密純正,似別有意蘊，但比較晦澀。實際上也并無十分深刻的思想內涵，與其立論尚有距離。這是他們詞作的主要傾向，也是整個常州派詞人的局限。

　　常州詞派對清詞發展影響甚大。近代譚獻、王鵬運、朱孝臧、況周頤這四大詞家，也是常州詞派的后勁。雖然他們創作同樣走向內容狹窄的道路,境界并不恢宏,但他們的詞學整理研究頗有成績。譚獻選輯清人詞為《篋中詞》；王鵬運匯刻《花間集》以及宋元諸家詞為《四印齋所刻詞》；朱孝臧校刻唐宋金元人詞百六十余家為《□村叢書》，都收集了大量的詞學遺產。

　　近人龍榆生《論常州詞派》材料翔實，可資參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