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、死去何所道，托體同山阿——陶潛《挽歌詩》賞析

　　挽歌，是“喪家之樂”。古人的喪儀是很隆重的。漢魏時期，送殯時由執紼者(牽持棺材的人)相和而唱的喪歌稱作“挽歌”。最早的挽歌有《薤露》《蒿里》二章。“薤露”的意思是，人的生命就像薤菜上的露水般容易消逝；“蒿里”得名的由來則是古人認為人死后精魂歸于蒿里。挽歌是分等級的，據說《薤露》用來給王公貴人送葬，而《蒿里》用來給士大夫庶人送葬。

　　如前所說，挽歌是送葬的人所唱、用來寄托對死者的哀思的，但陶潛偏偏在生前就為自己寫了一組《挽歌》。

　　要讀懂這組詩，需要探究一下魏晉人的生死觀。魏晉是一個極動蕩的時代，又是思想和文化史上的黃金時期。儒、道還有后起的佛教，交織影響著魏晉人的思想，并形成了所謂的“玄學”。魏晉是追求個性自由的時代，而魏晉玄學的主旨，是強調人性的“自然”。對死亡的觀念，也是如此。

　　“死生亦大矣”，死亡，是哲學與文學永遠無法回避的話題。儒家更多的關注現世，孔子曾說：未知生，焉知死？強調通過現世的努力來實現生命的價值和死后的不朽，“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其次立言”。文天祥的詩“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就是對最正統的儒家生死觀很好的詮釋。佛家的輪回說，把死亡看作下一次生命的中轉站。道家則把死亡看作復歸于本源，要“等生死，齊萬物”。說到底，都是用種種理念，來安撫死亡帶來的虛無與痛苦。

　　陶潛敢于為自己做挽歌，是他拷問死亡的一次嚴肅的嘗試。

　　這一組詩，秉承陶潛一貫的風格，樸質而深沉，“有生必有死，早終非命促。昨暮同為人，今旦在鬼錄。”開篇即用以一種平淡而壓抑的語調，寫死亡的到來。萬物有生必有死，乃是無法改變的自然規律，就如王羲之在《蘭亭序》所說的：“修短隨化，終期于盡”。生與死似乎分隔于世界的兩極，但由生入死卻不過短短一瞬，生與死的界限究竟是什么？死亡的到來既無法逃避，又往往是無法預見的，死后的情形更不能為生者所知。這對有智慧有靈性的人類是極大的痛苦。陶潛直面生死大悲：“魂氣散何之？枯形寄空木。嬌兒索父啼，良友撫我哭。”隨著死亡的到來，一切都成虛話。“得失不復知，是非安能覺！千秋萬歲后，誰知榮與辱。”這四句詩，已然完全否定了“立德、立言、立功”的價值。

　　妙的是結尾兩句忽然一轉“但恨在世時，飲酒不得足。”極沉痛的死生大事，以極輕靈的飲酒小事來歸結，登時消解了前面累積起來的過度壓抑氣氛。尖銳而又曠達，嚴肅而又放誕，正是魏晉本色。李白在《哭宣城善釀紀叟》“夜臺無李白，沽酒與何人”學的正是這樣手法。

　　重“酒”輕“名”是魏晉人引以為傲的姿態，我們可以從《世說新語》中找到很多例證。張翰(張季鷹)放縱不拘，有人責問他：“卿乃可縱適一時，獨不為身后名邪？”他說：“使我有身后名，不如即時一杯酒。”畢茂世說：“一手持蟹螯，一手持酒杯，拍浮酒池中，便足了一生。”這種離經叛道的姿態能在魏晉大行其道，是當時動蕩的環境激發出來的。

　　第二首詩，寫初死時的“感受”，或者說，是陶潛對“另一個世界”的預告。首句承上一首“飲酒”而來，“昔在無酒飲，今但湛空觴。春醪生浮蟻，何時更能嘗。肴案盈我前，親舊哭我傍。”生前飲酒不歡，如今美酒佳肴在側，卻無力品嘗。他悄悄把儒家極看重的祭祀之禮也否定掉了，無論生者如何悲慟哀哭，都與死者毫不相干。“欲語口無音，欲視眼無光。”兩句格外的矛盾，死后靈性尚存，才會“欲語”“欲視”；死后靈性不存，才會“口無音”“眼無光”，正是這矛盾產生的效果尤使人毛骨悚然。死亡像什么呢？“昔在高堂寢，今宿荒草鄉。一朝出門去，歸來夜未央。”死亡就像獨自遠行，去迎接永遠不會結束的漫漫長夜。

　　陶淵明構筑的死亡世界，可以說是非儒非道非釋，而是一個詩人的天才猜想。因為剝離了天堂地獄鬼神之類附屬物，顯得格外的荒涼。詩人的筆調依然平靜，如同沉默的思考。

　　第三首是整組詩的高潮和結束，寫的是送葬的情形，情感的迭宕超過前兩首。“荒草何茫茫，白楊亦蕭蕭。嚴霜九月中，送我出遠郊。四面無人居，高墳正嶣峣。馬為仰天鳴，風為自蕭條。”描寫墳場的光景，近乎凄厲。詩人也隨之發出了凄厲的嘆息：“幽室一已閉，千年不復朝。千年不復朝，賢達無奈何！”就在讀者如聽琴曲攀升至“變徵”之音、擔憂琴弦崩斷時，曲調忽然又歸于平和。“向來相送人，各自還其家。親戚或馀悲，他人亦已歌。”從生者的角度，來寫死亡亦是尋常事，死者逝矣，生者的生活仍然在繼續，悲慟也終將成為過去，直到迎接他們自己的死亡。人人如此，代代如此。于是歸結到全詩的精華，也是最后的感悟與解脫：“死去何所道，托體同山阿。”來于自然，歸于自然，本是一個必然的結局——即使死亡仍然是如此悲傷。

　　魏晉人推崇老莊，往往要擺擺“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”的看淡生死的姿態，比如劉伶“死即埋我”。但是他們對生命的短促、死亡的痛苦的感受又格外敏銳，老莊哲學并不能完全安慰他們。王羲之《蘭亭序》就說：“故知一死生為虛誕，齊彭觴為妄作”。《世說新語》記載：“太元末，長星(就是彗星，古人視為不祥之兆)見，孝武(晉孝武帝)心甚惡之。夜，華林園中飲酒，舉杯屬星云：‘長星，勸爾一杯酒，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？’”這種“心甚惡之”卻又故作灑脫的言行，正是他們的標記。陶潛的《挽歌》抖落了姿態，從這組詩里，我們可以讀取他直面痛苦、尋求解脫并獲得真正寧靜的過程。